刘世锦指出，只要疫情存在，就会有疫情防控的“成本折扣”。因此，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内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三季度之后，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会逐步恢复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调整，回归到常态。” 刘世锦认为。
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压力测试”中，我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预期。第一，我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疫情之中突出表现为“应变能力”和“韧性”，上半年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态势。第二，前段时间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作用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因此供给侧的恢复速度会快于需求侧。第三，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有待观察。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减少”，比如过去参会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在餐馆就餐，但现在都通过网上开会，这些需求就难以恢复。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介绍，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我国应搭建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结构性潜能，引领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型。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我国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而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产生影响的要素。
刘世锦强调，释放结构性潜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除宏观政策制定，我国还需要抓住“1+3+2”的重点，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重大改革开放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