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在网易研究局撰文指出，疫情导致产业链加速离开中国，甚至全球化中止等因素可能会使外循环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国长时间面临外需不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内需就变得很重要。
“我国仍然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财政刺激应该更多的落到能够创造就业，落到能够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落到能够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意愿的领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认为。
我国面临着控制疫情复发与恢复经济双重挑战
刘俏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为了防范疫情，世界各国采取的社交隔离政策对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冲击肯定最大。对我国而言，第一波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已经很大，面对第二次疫情如果再用同样大封锁、大隔离的方法，经济韧性再大也很难承受带来的后果。“目前，我国经济恢复路径其实非常清楚，短期性政策已经明确，实施上的问题在于政策工具创新不足，没有精准滴灌直达实体经济和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部门。从中长期来看，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坚决果断地将结构性改革举措推出来，同时希望疫情不再复发。”刘俏表示。
刘俏介绍，目前，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期冀的V型反弹，并且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民营企业投资增长仍然是负数、进出口面临挤压等。虽然服务业增长有些起色，但离消费反弹差距还很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面临着控制疫情复发与恢复经济的双重挑战。
朱宁认为，对于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的平衡问题，第一，如果疫情不能够控制的话，复工复产很难真正有效开展，除非开发出疫苗、群体性免疫能够实现，否则一定会出现复工复产不停被打断的情况。第二，疫情对于不同地区和对不同行业的冲击非常不一样，所以应对措施也应该因地区、因行业、因人群而调整、定制化。第三，考虑到疫情在国内发展阶段性和全球阶段性之间的时间差异，我国要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不同地区、行业和人群，提出尽可能精准的定制化的应对措施。
在政策设计上把经济复苏困难性考虑得充分一些
朱宁指出，政策的定向性甚至比方向性更加重要。鉴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今后高质量增长、可持续增长和有韧性增长是比增长速度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因此没有必要通过所谓“新基建”来刺激经济增长。“现在的刺激政策更多应该从保就业、保民生、纾困减负的角度出发。”朱宁强调。
事实上，我国形成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运行的新态势，目的是保住就业，保住市场主体，全面增加有效需求。“应该认识到，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有关。政策制定者很早就认识到到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是消费，是就业。”刘俏表示。
刘俏认为，短期内对经济复苏，在政策设计上可以把困难性考虑得充分一些，如果在政策工具不是很有效的情况下，要触达到急需政策支持的企业、家庭和实体经济的其他部门，就需要更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扩大内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促进居民消费，一个是扩大有效投资。一方面，全面提振消费、启动内需将直接帮助企业解决“复工不复产”“产品卖不出”等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要加大各类有效投资，包括“两新一重”、公共卫生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都市圈轨道交通和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真正把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发挥出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